中國新聞周鼎曜製冰機刊第650期封面報道。
  成都新局
  治理現代化的ssd固態硬碟優缺點城市實驗
  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後,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再次向來自全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系統闡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現代政治外接式硬碟的核心理念。
  全國兩會前夕,習近平的重要闡釋不僅為兩會預熱,也為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進行指引。習近平說,中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麼改、怎麼完善,“我們要有主餐飲連鎖總部設備張、有定力”。
  在政情觀察者看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個“現代化”的提出,意味著中共執政理念由“管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清晰轉型。對地方的主要施政者,中共竹北買屋高層更看重具體落實和執政智慧。如習近平強調,制定出一個好文件,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關鍵還在於落實文件。“要防止一知半解、斷章取義、生搬硬套”。
  地方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治理體系是否科學完備、治理能力高低好壞,直接影響著國家治理體系效能的發揮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從這一維度上看,制度體系屬於頂層設計,而執行能力重在地方。
  實現治理現代化除了頂層設計,還需要抓好地方創新探索。尋求“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地方實踐上的落實,或將成為2014年中國地方政府新一輪改革的熱點。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版圖裡,成都向來是改革熱點地區之一。自2011年實施“五大興市戰略”以來,成都經濟總量及活力均快速增長,全市地區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以及出口總額等主要經濟指標,在全國副省級城市中都名列前茅。
  突出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倒逼改革”的邏輯,是成都決策層創新謀劃成都發展的鮮明特點,也成了成都市城市治理思維轉變的端始。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的核心是要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對於地方政府來說,這也恰恰是一對最難平衡的關係哲學。成都試圖將這一關係處理滲透在經濟運動的每一個環節中,而政府作為著力點在於,如何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更好起作用,這體現在“五大興市戰略”的決策及實施中,也體現在一個西部中心城市向外向型和國際化城市轉型的努力上。
  全面改革的成都考量
  這座貼有“國際化、現代化”發展標簽的中國內陸開放城市,不僅成為中國西部發展的風向標,更在城市發展理念上進行著新的探索
  本刊記者/席志剛 (發自成都)
  2014年,被稱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恰好也是成都“五大興市戰略”實施關鍵年。
  2月24日至25日,全國兩會召開前夕,中共成都市委舉行十二屆三次全會,在明確了深入實施“改革創新、轉型升級”總體戰略之後,首先將此前提出的“五大興市戰略”進行了“提升”。
  全會明確,為順應中央和省委最新要求、發展形勢最新變化以及群眾最新期待,市委決定對“五大興市戰略”進行完善和提升,把“產業倍增”戰略完善為“產業升級”戰略,把“三圈一體”戰略調整為“統籌城鄉”戰略,並對“五大興市戰略”的內涵進行豐富充實。
  此前2011年底,中共成都市委十一屆九次全會上,成都將“交通先行”“產業倍增”“立城優城”“三圈一體”“全域開放”列為“五大興市戰略”,以打造“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
  最新的調整透露出成都全面深化改革的明確信號,繼2013年成為全國首個整體實現縣域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發展的副省級城市和國家首批智慧城市試點示範城市後,成都有了新盤算。成都有意在接下來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域發揮“成都優勢”,打破“西部宿命”論。
  構建新坐標系
  “據成都市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3年成都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9108.9億元,比上年增長10.2%。工業生產實現較快增長,完成規模以上增加值2917.6億元,增長13.4%,在副省級城市居第二位。
  這是全國為數不多的增長達2位數的副省級城市。在全球經濟形勢複雜嚴峻,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背景下,成都獲此成績,著實不易。
  但成都對自己的GDP增長格外低調,他們更希望探尋經濟成功的密碼。“五大興市戰略可謂功不可沒。”成都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徐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五大興市戰略”對成都而言,頗為及時,是成都逆勢成長的動力源。
  不僅如此,自實施“五大興市戰略”以來,成都各項經濟指標在全國副省級城市中進一步凸顯出領先發展的勢頭。
  “五大興市戰略”形成的時間是2011年底,成都市召開了市委十一屆九次全會。彼時,全球經濟結構深刻變動,中國經濟亦在尋求突圍,東部城市率先發展,全國各大城市競相發展。成都承擔著國家西部發展戰略的重任。新形勢下“建設什麼樣的成都”“怎樣建設成都”,成為擺在成都市決策層面前的重大課題。
  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隨著十八大帶來的發展格局新變化,以及近年來西部重點城市經濟的迅猛增長,成都的經濟地位越來越受到關註。
  在新的發展格局下,成都需要定位新的坐標系。中共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當時剛剛履新,他沒有急於對成都的發展提出意見,而是在上任的第三天主持召開了“新形勢下的成都市情再認識”課題調研任務安排專題會。
  “他要求比較明確,少說成就,多談問題,重要的是要提供對策。”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長閻星坦言,意圖很明確,就是全面摸清成都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面,發現短板,尋找破局之策。
  “成都在西部有傳統優勢,難免沾沾自喜,固步自封。”閻星說,黃新初試圖用問題導向把沉湎於成都成就中的各級官員喚醒。要給大家“潑一盆涼水”,好讓大家冷靜下來。
  很快,市情再認識的12個調研課題彙總。儘管在上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期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經濟陷入低迷的大背景下,“成都需要新定位”的共識得到了統一。
  “認識統一方能為戰略決策提供有力支撐和執行保障。”徐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市情再認識調研活動意在打破原有思維定勢,在固有優勢中發現不足,並找到突破發展瓶頸的路徑。
  隨後,成都確立了以“具有全球比較優勢、全國速度優勢、西部高端優勢的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為未來成都的發展定位。
  顯然,把成都打造成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與成都實現現代化和充分國際化,構成了新形勢下成都定位的立體坐標系。
  徐剛認為,倘若以最終實現現代化和充分國際化構成的新坐標系解答要建設什麼樣的成都,那麼這次經過完善和提升後的“交通先行”“產業升級”“立城優城”“統籌城鄉”“全域開放”“五大興市戰略”則回答瞭如何建設這樣的成都。
  不過,發揮比較優勢並非易事,“五大興市戰略”的次序怎麼擺放、力度怎麼拿捏,諸多問題考驗著成都的決策者和執行者。
  交通先行的邏輯
  在觀察者看來,成都“交通先行”之所以被置於“五大興市戰略”之首,從宏觀層面講是為構建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的傳輸系統,同時也是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重要標誌,因其重要,所以擔綱。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交通有大小之別。此“交通”是大概念,是傳統“交通”和通信、水、電、油、燃氣等生產生活要素流通所構成“交通”的複合表述。
  在成都的構想中,交通戰略亦有內外之分,對外的省際交通將把成都建設成全國第四大航空樞紐、第五大鐵路樞紐、西部高速公路樞紐;對內的市域交通則以軌道和快速路構成的交通網為主;而國際交通則以航空和鐵路為主。
  交通是城市發展的命脈,又是投資環境的領先指標,要形成高密度的經濟聯繫,必須先建立高密度的交通聯繫。
  閻星按照邏輯關聯的理解是,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不完善,參與高端產業轉移困難重重,“產業升級”無從談起;“立城優城”亦受制約,城市化進程必然遇阻;城市發展的圈層是有了,但難以形成融合;此外,物流、客流不暢,“全域開放”的調門再高,吸納的資源亦有限。
  “交通被置於優先發展地位,其他四項戰略亦在跟進。四項戰略發力,交通自然有更大的發展。”成都市交委主任胡慶漢認為,這也是“交通先行”戰略的逆向邏輯。
  “只有在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和成都現代化、國際化的新坐標系下來理解‘五大興市戰略’,才會發現其中的意義所在。”閻星表示,單純從市域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格局就顯得小了。
  《中國新聞周刊》從成都市交委瞭解到,市委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交通規劃可適度超前,目前,新機場已報批,區(市)縣軌道交通已做好規劃。這意味著“交通先行”戰略已做好匹配現代化、國際化的準備。
  在市交委提供的資料中,成都在交通建設方面雄心勃勃。按照正在報國務院審批的新一輪成都軌道交通建設規劃,到2020年將完成291公里的“基本網”。其中,2015年基本建成150公里,初步形成城市軌道交通“骨幹網”。此外,今後全市軌道交通會有輕軌,甚至會發展一些短距離的有軌電車,最終形成全域軌道交通。
  如此大的投入,錢從哪裡來?在國家限制地方政府過度增加負債的政策環境下,資金似乎成了大問題。但胡慶漢表示,將從結構上改變交通的投入來源,用多種方式創新投融資渠道。
  首先要挖掘既有的資金渠道,利用好既有的交通資源。比如推動軌道交通基金正式運作起來。同時還要盤活現有的高速公路資產,並採用多種金融工具籌集交通建設資金,靈活採用BT、BOT等方式籌集資金。
  “未來成都的交通圖景是形成領先西部、通達全國、聯接世界的交通優勢。”徐剛認為,眼下最重要的是打造西部重要交通樞紐,並做好市域交通路網的建設。
  改革的“智慧”
  從統籌城鄉綜改試驗區到智慧城市,再到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每一項的成都探索背後,都折射著決策層的思考與努力。
  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中不斷涌現新情況、新問題,考驗著城市管理者的決策水平和應對能力。這意味著成都結合本區域比較優勢,在深化市場化改革,降低制度運行成本的同時,還需處理好政府、社會與市場三者之間的關係。
  “五大興市戰略”中“立城優城”戰略關係到成都發展和民生,“天府新區”與“北城改造”工程構成的“立”與“優”同時出現,對規劃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天府新區”建設事關“西部經濟核心增長極”戰略目標的實現,四川省委極為關心,成都也絲毫不敢怠慢。而“北改”工程的複雜程度超乎想象,兩者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難題,延用傳統強制性大拆大建顯然無法解決,出路只有一個,即在方法上求變。
  “天府新區”的規劃建設更多的是對行政管理體制、財稅、投融資體制以及戶籍、土地制度等提出要求,成都依次進行了配套改革,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破解了難題。
  “北改”工程則對政府執政能力發出了挑戰。面對錯綜複雜的產權關係,訴求不一的城市居民利益,“北改辦”一時陷入困境。
  “統籌城鄉時‘村民議事會’的村民自治經驗能否複製到‘北改’項目中,心裡都沒底。”徐剛認為,工作總要推進,“北改”不僅是成都最大的惠民工程,還是預留未來發展空間破解空間資源桎梏之舉。
  於是,類似於“村民議事會”的“居民自改委員會”創新性地應用到了曹家巷拆遷中。“北改辦”維穩組的陳太榮坦言,剛開始也是小心翼翼,擔心會出問題,後來發現效果好於預期,至今沒出現一起惡性涉訪涉訴事件。
  與社會面強調服務型政府治理模式不同,經濟面則更強調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在“三圈一體”戰略的實施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根據每個圈層的優勢規劃好產業主體後,我們並沒有過多干預每個圈層中的區縣必須做什麼,產業和資本流動交給了市場。”成都市發改委體改處處長王旭表示,市場在產業鏈融合方面的作用非常明顯,相鄰圈層自髮結對子做配套,根本不需要政府去推動。
  2013年,成都致力於創造新的城市管理模式,破解“城鄉二元結構”與“城市二元結構”難題採用的是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問效於民。
  此外,著眼於“治理轉型”,堅持用民主和法治方式處理社會矛盾、理順社會關係、規範社會架構,擴大公民有序參與城市治理。
  成都市規範化服務型政府辦公室提供的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12月,成都多次大規模調整、清理或取消行政審批事項,行政許可項目減幅達91%;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減幅達81%,成為全國同類大城市中保留行政審批數量最少的城市之一。
  與此同時,一站式政務大廳、網上審批、微博問政、“企業服務數據庫”和“居民服務數據庫”“移動政務大廳”等創新型政務服務模式亦得到認可。
  2013年9月,運行10年的“英特爾辦”正式撤銷。這個當年專門為一個企業設立的專門辦事機構的消失,意味著成都的投資環境今非昔比。
  成都市投促委副主任陳賦對此感受頗深,“此前是招商引資,現在則是選商選資,不深處其中,難言個中滋味。”他認為角色變化的背後是一系列改革的結果。
  不只這些,成都還在醞釀更深層次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從政策層面,成都力挺創新驅動的“1+10”配套政策陸續發佈,其政策支持範圍與創新力度,可謂歷年之最。
  國際化路徑選擇
  “全域開放”戰略中的對外開放,實際上是成都從偏安一隅到謀求國際化城市定位的跨越。
  在成都的發展戰略中,這座城市不僅是四川的,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
  在分析美國的芝加哥、德國的慕尼黑等與成都類似的內陸城市的國際化路徑後,成都似乎找到了參照系。
  具有一定經濟影響力的國際區域性交通通信樞紐城市的定位,意味著成都對國際化充滿信心,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配套,謀求更大話語權。
  “全域開放”戰略實施後,成都的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航空國際航線已開通71條,成都正在成為歐洲、中東及東北亞地區的航空中轉樞紐,以及面向東南亞的國際航空門戶樞紐;中國大陸到歐洲最快的鐵路貨運班列“蓉歐快鐵”亦開通運行,面向歐洲的貨運轉運中心指日可待。
  同時,世界也在關註成都,2012年,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最具競爭力城市中成都位居中國中西部城市第一。
  從2013年6月的財富論壇,到9月的世界華商大會,一年之內,兩大全球性盛會在同一座城市召開。與此同時,成都一躍成為國際資本流入的投資窪地,截至目前,世界500強企業已有252家落戶成都、1600多家華商企業在成都投資。這在中國副省級城市中算是鳳毛麟角。
  成都現在已經具備了實現對內對外全面開放,加快充分國際化進程的條件。閻星認為,“成都在市場潛力、人力資源、後發優勢三方面有明顯的優勢。”
  閻星分析稱,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全球需求普遍萎縮背景下,跨國企業競爭更多地集中在區域市場,成都與重慶、西安、昆明、貴陽等位於西部的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相距半徑500公里左右,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最佳輻射半徑,市場腹地廣闊,是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內陸的最佳戰略選擇。
  在學者看來,從人力資源的角度分析,成都的優勢不容小視。成都有50所高等院校,29家國家級科研機構,45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研究中心和研發平臺,8個國家級創新性企業,972家高新企業,高端人力資源和創新要素在中西部排名第一。豐富優質的人力資源為成都的國際化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按照國際化城市5大要素來看,成都尚未具備與足夠大的國際競爭力與影響力相匹配的經濟實力。不過,中國政府優先推進西部大開發的決心不會動搖,推進西部大開發的政策不會改變,力度不會削弱的表態,成都對國際資本而言充滿著吸引力。
(編輯:SN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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